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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樊旭

虽然数十年来我国医疗服务水平有了很大进步，人民健康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卫生医疗服务能力依然有较大提升空间。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也指出，在这次应对新冠疫情中，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明显短板，未来要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一直以来，我国政府基建投资比重较大，但对公共卫生的投资相对较小。比如，全国医院数量从1978年的9293个增长到2018年的33009个，扩大3.55倍，但同期GDP增长超过230倍，二者增幅落差明显。

自2003年SARS事件（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国内称“非典型性肺炎”）以来，我国加大了公共卫生支出，这一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从2003年的3.2%升至2018年的7.1%。公共卫生支出是指各级政府用于医疗卫生服务、医疗保障补助、卫生和医疗保障行政管理、人口与计划生育事务性支出等各项事业的经费。

但值得注意的是，从2014年开始，我国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比增幅明显趋缓。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压力加大，财政收入增速也在逐年放缓，这或许是导致医疗卫生领域支出增速趋缓的主要原因。 

除了公共卫生支出（或政府卫生支出），一个国家的卫生总费用还包括社会卫生支出和个人支出。社会卫生支出是指政府支出外，社会各界对卫生事业的资金投入，包括社会医疗保障支出、商业健康保险费、社会办医支出、社会捐赠援助、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等。个人支出是指城乡居民在接受各类医疗卫生服务时的现金支付，包括享受各种医疗保险制度的居民就医时自付的费用。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统计，2018年，政府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支出占我国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分别为27.7%、43.7%、28.6%。

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个人卫生支出的比重较高。来自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显示，2017年，在美国卫生费用结构中，政府支出占比51.3%、社会支出41.6%、个人支出7.1%；这三项支出在英国卫生费用的占比为80.7%、10.7%、8.6%；日本为54.8%、37%、8.2%；新加坡为45.6%、36.2%、18.2%。

此外，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与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去年对全球195个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情况的评估，中国排名第51位，得分为48.2。这项评估以指数0-100来衡量各国预防、发现以及应对卫生紧急情况的能力，得分越高，说明准备得越充分。

在整体投入不尽如人意的现实下，我国公共卫生投入还存在三个失衡问题。

其一是城乡失衡。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最新可得数据，2016年，我国城市和农村人均卫生费用分别为4471.5元、1846.1元，城市人均卫生支出是农村的2.42倍。不过，城乡差距和10多年前相比缩小不少，2003年，我国城市人均卫生支出是农村的4.04倍。

第二个失衡是央地失衡。长期以来，在财政事权制度的管理下，我国医疗卫生支出的绝大部分由地方财政承担，中央财政的作用微乎其微。通过对国家统计局和各地财政部门公布的数据进行统计，以2015-2018年为例，平均每年98-99%的医疗卫生支出都由地方承担。

这就引出了第三个失衡，即区域失衡。各地医疗卫生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财力的影响，最终造成地区之间医疗卫生水平的不平衡。

以2018年为例，人均公共卫生支出最高的省份和最低的省份相差33倍。广西、黑龙江、辽宁、山东、湖南、山西、河南、河北、安徽等省份人均公共卫生支出不到1000元，其中，广西仅为92.77元。

从医疗卫生投入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例来看，2018年，只有河南和江西两个省份超过10%。安徽、贵州、云南、四川、福建、广东的占比在9-10%之间，属于较为重视医疗卫生投入的省份。占比最低的仍是广西，仅为4.9%。

2018年，国务院出台了《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对医疗卫生领域的央地事权进行了重新划分，将疫苗等风险大、公众关注度高的全国性或跨区域的重大传染病防控等重大公共卫生服务，上划为中央财政事权，明确由中央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这一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对于促进全国医疗卫生水平的整体提升和各地均衡起到积极作用。不过，未来如何提高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显然我们还有更多事情需要去做。

正如原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黄奇帆呼吁的：“这次新冠疫情应该是给我们各级政府上了很重要的一课，我们一定要痛定思痛、引以为戒，加大公共卫生与防疫基础设施、运营体系、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工作力度，在‘十四五’的五年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花上2000亿—3000亿元把整个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的短板给补上，善莫大焉。”